隨著“國家治理”被作為治國方略寫入黨的公報，“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成為近期學術討論的高頻詞。2014年2月17日，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全面深化改革專題研討班的講話中指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要大力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核心價值觀。”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不僅是一個制度逐步完善的過程，也是一個價值積極構建的過程。當代中國國家治理在價值層面呈現(xiàn)出一個多樣、立體、有機的復合體圖景，存在一定的價值結構。

一、國家治理的價值及其存在依據(jù)

探討國家治理的價值結構，要從“價值”一詞說起。價值是在人類生活中廣泛存在的一個現(xiàn)象。梳理價值哲學史，可以發(fā)現(xiàn)，作為一個哲學概念的“價值”，不同的哲學流派對其認識并不一樣，總體來說，對于“價值”的界定主要是從價值主體、價值客體、價值主客體關系以及實踐的角度進行劃分和歸類的。具體說來，主觀主義價值說認為“價值”歸根到底是人類的一種精神現(xiàn)象，對價值的衡量標準取決于人們的興趣、欲望、需要、情感、目的等，這種觀點夸大了價值的主觀性，易導致價值相對主義�？陀^主義價值說認為“價值”是一種獨立存在的實體、現(xiàn)象，或客觀事物的某一種屬性，客觀主義價值說易導致價值觀上的絕對主義和神秘主義。主客體關系說是從主體和客體關系的角度來界定價值，認為價值不是“某種獨立的實體”，也不是純粹主觀的偏好，“而是人們所特有的對象性關系的產物”，〔2〕這種觀點比前兩種觀點前進了一步，但對于價值主客體關系的認識過于機械和僵化。因此，在吸收前面三種學說的合理主張的基礎上，我國的價值哲學以馬克思主義學說為指導，遵循“實踐說”的研究路線。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學說，主體和客體是實踐的兩個基本關系項，實踐是主客體之間相互作用的客觀活動，價值即是在這一主客體之間相互作用的產物，即“價值產生于人按照自己的尺度去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現(xiàn)實活動”。主體和客體的相互作用過程，既是客體主體化的過程，也是主體客體化的過程，正是在這兩個過程的循環(huán)往復中，形成了價值現(xiàn)象的豐富、動態(tài)圖景。從實踐出發(fā)來理解價值，即克服了主觀主義價值論可能帶來的價值相對主義，也克服了客觀主義價值論可能帶來的價值絕對主義和神秘主義，是一種科學的主客體關系學說。因此可以說，“‘價值’是對主客體相互關系的一種主體性描述，它代表著客體主體化過程的性質和程度，即客體的存在、屬性和合乎規(guī)律的變化與主體尺度相一致、相符合或相接近的性質和程度”。(4〕在這方面，列寧也曾提到，“必須把人的全部實踐—作為真理的標準—也作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點的聯(lián)系的實際確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整的‘定義’中去。

國家治理及其秩序的建構是古今中外任何一個國家都會面臨的問題，在人類歷史的演進和國家類型的更替過程中，國家治理的價值問題也成了幾乎與國家的歷史一樣久遠的永恒話題。在中國傳統(tǒng)政治文化中，人們對國家治理的價值的論述多是與君主、道等聯(lián)系在一起的。普遍認為國家治理的價值與民眾息息相關，國家治理安定清明，則會得到民眾的擁護，國家治理混亂無序，民眾就會起來反抗。比如荀子就認為:“國家者，士民之居也……國家失政則士民去之。無土則人不安居，無人則土不守，無道法則人不至，無君子則道不舉。故土之與人也，道之與法也者，國家之本作也�！�(6〕在西方，人們對國家治理的評價多是與國家的政體、國家的美德等聯(lián)系在一起的，從柏拉圖對于哲學王的追尋、亞里士多德對于六種政體的探討，一直到后來對于政府選擇和評價的標準無不滲透著人類對于國家治理的價值追求。不同的學派基于不同的立場做出了不同的回答，如功利主義的代表密爾就主張:“把社會利益的總和……作為檢驗政府好壞的標準�！�(7)

聚焦到當下中國，國家治理具體展現(xiàn)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具體說來，“國家治理體系是在黨領導下管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tài)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領域體制機制、法律法規(guī)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緊密相連、相互協(xié)調的國家制度;國家治理能力則是運用國家制度管理社會各方面事務的能力，包括改革發(fā)展穩(wěn)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各個方面”。(8〕表面看上去，國家治理只是一個國家機器的運轉，是一系列制度作用于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tài)等各個領域形成的制度運行系統(tǒng)以及制度執(zhí)行能力的集中體現(xiàn)。但是進一步觀察就會發(fā)現(xiàn)，國家治理及其秩序的建構一定是在與人發(fā)生關系的過程中才能發(fā)生并正常運轉下去的。在這種對象性關系里，人作為主體，以自己的需要、能力以及發(fā)展為尺度，認識、理解、評價并適應國家治理這一客體，從而實現(xiàn)自己更好的生存和發(fā)展。因此，可以肯定地說，國家治理也存在價值問題，國家治理的價值是對國家治理的主客體相互關系的一種主體性描述，即國家治理的存在、屬性、內容和合乎規(guī)律的變化與主體尺度相一致、相符合或相接近的性質和程度。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國家治理的價值是一個具體的、歷史的范疇，不能離開具體的實踐活動抽閑地談論國家治理的價值。當下國家治理的價值體系的建構是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早在1985年8月，鄧小平就指出，“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們要實現(xiàn)工業(yè)、農業(yè)、國防和科技現(xiàn)代化，但在四個現(xiàn)代化前面有‘社會主義”、’四個字，叫‘社會主義四個現(xiàn)代化”。習近平也指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必須完整理解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這是兩句話組成的一個整體，即完善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我們的方向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二、國家治理的價值結構及其劃分意義

國家治理的價值不僅僅是一個存在與否的問題，也是一個結構問題�！缎氯A詞典》中對“結構”的解釋是:“結構是構成整體的各個部分及其結合方式”。因此，結構意味著整體是由系列部分組成的，這些組成部分按照一定的聯(lián)系、規(guī)律和方式集合而成一個有機整體。在“結構”前面加上不同的定語，其內涵就會變得異常豐富，如“原子結構”、“建筑結構”、“立體結構”等。同樣，“國家治理的價值結構”也必然會遵循結構的一般規(guī)律:國家治理的價值是一個體系，它由很多構成要素組成，這些構成要素又根據(jù)一定的方式和規(guī)律排列組合成一個多層次的、立體的、有機的整體。所謂的國家治理的價值結構是指對國家治理主客體相互關系的一種主體性描述，即國家治理的存在、屬性、內容和合乎規(guī)律的變化與主體尺度相一致、相符合或相接近的過程中所形成的價值要素復合體。具體說來，當代中國國家治理的價值結構可以劃分為以下兩種:

一種是國家治理的基本價值結構。人是實踐和歷史的主體，人不僅是國家治理的價值評價者和享用者，也是國家治理的價值的實踐者和創(chuàng)造者。因此，國家治理的價值問題就轉化成了“人的價值”問題。人的價值構成了國家治理的基本價值結構，換言之，國家治理的價值對人的需求的滿足歸根到底歸結為人對自己和自己活動的需要，人對國家治理的價值的追求的實現(xiàn)和滿足，也最終都是依賴于人的活動、實踐和創(chuàng)造。馬克思主義認為，作為“現(xiàn)實的人”，是“自然生命物”與“社會存在物”的統(tǒng)一，個體在社會生活中會與自身和社會發(fā)生多種多樣的關系，人的價值具體化為人的自我價值和人的社會價值�？梢哉f，對于人的價值的這一結構劃分是學界的共識，也是指導我們進行公民道德建設、社會主義價值觀培育和踐行的指導原則。但是在中國國家治理這樣一個大的背景下來談論人的價值問題，有必要把國家作為一個單獨的集體進行討論�；�于此，當代中國國家治理的基本價值結構就包括人對自身的價值、人對社會的價值和人對國家的價值三個方面。

另一種是國家治理的具體價值結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系列制度作用于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tài)、黨的建設等各個領域形成的制度運行系統(tǒng)以及制度執(zhí)行能力的集中體現(xiàn)，是一個在社會各系統(tǒng)、動態(tài)展開的整體和過程。國家治理作為客體在動態(tài)、完整地展開過程中，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tài)、黨的建設等各個領域都展現(xiàn)出對人的需要的滿足和意義，我們稱之為國家治理的具體價值結構，即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tài)和黨的建設領域的制度體系和執(zhí)行能力對人們的價值所形成的結構，具體表現(xiàn)為國家治理的經濟價值、國家治理的政治價值、國家治理的社會價值、國家治理的文化價值、國家治理的生態(tài)價值和國家治理中黨的價值。

對國家治理的價值進行結構劃分意義重大，它是減少價值沖突，達成價值共識，建構國家治理秩序的重要基礎。首先，價值沖突與價值客體的醫(yī)乏緊密相關，美國社會學家劉易斯·科賽CLewis Cosec就認為，“在一定意義上說，價值沖突的強度與客體的醫(yī)乏度成正比，這是人們對有限資源的‘競爭’或‘爭奪”，。<+〕因此，要避免價值沖突，實現(xiàn)國家治理的有效性，首要的是要在國家治理的價值客體即在國家治理的體系和國家治理的能力方面要提供全面、系統(tǒng)、足夠的價值能夠滿足價值主體的需要。其次，價值客體各系統(tǒng)的協(xié)調一致影響價值共識的達成。當代美國著名學者丹尼爾·貝爾在《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一書中深刻地指出:在現(xiàn)代資本主義社會，由于政治、經濟、文化諸領域各遵循不同的價值原則進行，從而導致了三個不同領域的不協(xié)調混合，導致了三者間根本性的對立沖突�？梢�，國家治理各領域價值原則的協(xié)調一致是達成價值共識的基礎。最后，有利于國家治理秩序的構建。國家治理的基本價值結構，可進一步具體化為公民個體和社會的價值遵循和行為規(guī)范;國家治理的具體價值結構則具體化為國家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tài)和黨的建設各領域所應遵循的價值準則。這兩種結構相互聯(lián)系，遙相呼應，不可分割開來理解。如果只強調一種價值結構，而忽視另一種價值結構，依然會損害整個國家治理的價值體系整體布局，最終導致整個國家治理秩序建構的失敗。

三、國家治理的基本價值結構

國家治理的基本價值結構即人的價值所呈現(xiàn)出的價值體系，具體是指人作為價值客體對人自身、對自身之外的他人和集體的價值復合體。人的價值是國家治理的價值的基礎，離開人的價值談論國家治理的價值問題，必然是抽象地就價值談論國家治理的價值，那么國家治理的價值也必然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第一，人對自身的價值。人對自身的價值是指人既作為價值客體，又作為價值主體，既是價值的創(chuàng)造者，又是價值的享有者的情況，簡單說來就是人對自己需要的滿足，是人對自己的意義。具體說來，依據(jù)人的需求的從低到高和人對自身這些需要的滿足順序可以將人對自身的價值分為生命、生存和發(fā)展三種價值。首先，生命是人們生存和發(fā)展的起點，沒有了生命，人的其他的一切都無從談起，也無從展開，也就沒有了探討的價值。人類的所有的價值關系都是以生命為載體建立起來的，正是有了生命的存在，才有了主體和客體，才有了價值關系，才有了人對自身、對社會的價值大小問題，生命是其他一切價值的基礎的基礎。其次，在一個人生命展開的過程中，他需要通過自己的努力與很多對象、事物發(fā)生關系，以求得自身在世界上的生存，個體通過自身努力得以在世界上存在的過程既是人對自身的生存價值。馬克思在《意志意識形態(tài)》一文中曾鮮明地指出“我們首先應當確定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這個前提就是:人們?yōu)榱恕皠?chuàng)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東西�！弊詈�，人與動物不同，人是不會僅僅滿足于生命支配的本能活動和生命存續(xù)的生存活動的，人總是利用自然賦予的這個神奇的生命去進一步開創(chuàng)生活的價值和意義，這就涉及到人對自身的發(fā)展價值。以上三種價值的實現(xiàn)和滿足都是與個體的實踐、能力和社會條件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

第二，人對社會的價值。人對社會的價值是指人對他人、集體的意義，“它表明任何人的存在都不可能與他人和社會相脫離，人不僅作為價值主體而享有人類社會的文明財富，而且也時時作為價值客體承擔著貢獻的責任”。人對社會的價值體現(xiàn)在很多方面，也有適用領域和層次的不同，個體的人在社會生活鏈條的展開過程中，其價值依據(jù)生活的區(qū)域可具體表現(xiàn)在友善、誠信和敬業(yè)三個方面。首先，“友善”歷來被當作中華民族的優(yōu)秀品德得以傳承和弘揚，友善價值體現(xiàn)了社會主義社會人際關系中應有的特征，是人們在社會交往中處理人際關系和社會關系的價值標準，它體現(xiàn)了一個社會的團結程度、反映了一個社會凝聚力的強弱。個體對他人的友善主要表現(xiàn)在尊重他人、禮貌待人和樂于助人三個方面。其次，“誠信”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道德規(guī)范。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誠信觀在建國后得到進一步的發(fā)展，突出表現(xiàn)就是在吸收西方誠信觀合理價值的基礎上與馬克思主義交融，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誠信觀，主要表現(xiàn)為中國共產黨員的誠信觀和經濟社會領域的誠信思想。最后，“敬業(yè)”作為中華民族的又一傳統(tǒng)美德，是個體在職業(yè)領域產生的對他人和社會的一個重要價值。馬克思恩格斯對敬業(yè)沒有直接的探討，但是它對于勞動的闡釋則為刻畫敬業(yè)這一人的重要價值做了最好的注腳。馬克思恩格斯的勞動觀和敬業(yè)觀在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得到了積極的發(fā)揚，“社會主義社會為人們在“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生產勞動中更好地發(fā)揚敬業(yè)精神賦予了新內涵，創(chuàng)造了新空間”。

第三，人對國家的價值。人對國家的價值，即作為個體的人對于國家的存在和維系所具有的價值。自國家產生以來就存在個體對于國家的價值問題，在現(xiàn)代個人與現(xiàn)代國家的相互關系中，個人對國家的價值具體表現(xiàn)在愛國、守法和監(jiān)督三個方面。首先，愛國，具體說來是指個體在處理個人和國家的關系問題時，個人對國家的興亡負有責任，要以國家和民族利益為重，自覺主動地把個人的利益和國家民族的利益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具體說來，愛國主要體現(xiàn)情感上的認同、實踐上的踐行和理性上的愛國三個方面。其次，守法作為公民個體對國家的一個重要價值，對國家和社會秩序的建構發(fā)揮著重大的作用，具體表現(xiàn)為促進法律秩序的形成，進而影響社會秩序的建構和國家治理的成敗。我國公民的守法意識并不是很強，守法精神的培育也比較緩慢，公民主體性意識差、官員守法意識差、制度設計缺乏加劇公民守法意識淡化等是主要原因。最后，監(jiān)督是現(xiàn)代社會中公民個人對國家的又一重要價值。監(jiān)督是指公民通過各種方式和途徑對政府及其工作人員進行監(jiān)督的活動的總稱，監(jiān)督范圍包括: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重點是行政權。通過民眾來監(jiān)督國家和政府是人類智慧的結晶，當代世界各個國家無不重視民眾對國家的監(jiān)督的巨大價值。

四、國家治理的具體價值結構

如前所述，國家治理的具體價值結構在其動態(tài)運轉過程中展現(xiàn)為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tài)和黨的價值領域的價值，各領域的價值要素又構成了一個個小的價值結構系統(tǒng)。

國家治理的經濟價值是指國家治理作為價值客體對人民經濟需要的滿足和意義，具體表現(xiàn)為自由、效率和公平。自由，是人類一直以來孜孜以求的狀態(tài)。實踐證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個人自由存在著相輔相成的關系:個人自由發(fā)展，是市場經濟的前提、保證和動力，而進一步的自由又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鞏固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效率亦是經濟建設領域要實現(xiàn)的重要價值，效率關乎生產力，效率與市場緊密相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推行即是市場逐步擴大的過程、效率逐步提高的過程和生產力逐步提升的過程。公平，是指社會成員公正平等地享有社會資源，公正平等地享有權利和權益。如果說效率的重點在于如何把蛋糕做大，那么公平的重點則在于如何把蛋糕分好，社會主義的公平就是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國家治理的政治價值是指國家治理作為價值客體對人民政治需要的滿足和意義，具體表現(xiàn)為穩(wěn)定、民主和公平法治。穩(wěn)定是階級社會產生以來人類一直在追求的狀態(tài)，重視營造和建設安定、平穩(wěn)的政治環(huán)境是我們黨一貫堅持的目標和價值導向，并且將穩(wěn)定放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大環(huán)境和大背景中進行供給。民主不僅是一種國家制度，也是一整套機制和程序，還是一種有效的治理手段，是衡量一個國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指標。具體到中國就是人民民主專政及這一制度下的一整套機制、程序和手段。在現(xiàn)代社會，實行法治幾乎成為世界各國治國理政的第一選擇，也是世界政治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建國后，黨領導人民積極進行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實踐和探索，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更是以黨的最高會議的形式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作了全面部署，對于進一步完善國家治理體系、提升國家治理能力意義重大。

國家治理的社會價值是指國家治理作為價值客體對人民社會需要的滿足和意義。國家治理的社會價值依次體現(xiàn)為平等、公正和效率。平等是社會領域建設的價值基石，社會建設基本都是關系民生的重要領域，關系到人們的衣、食、住、行、用，生、老、病、殘、死等方面，與每個人都息息相關，具有很大公共性。因此，堅持“人人共享”的理念，保證每個人的機會平等是社會建設實現(xiàn)的第一個價值。公正一定包含著某種形式的平等，但平等并不意味著一定公正，因為權利和機會的平等并不意味著過程和結果的平等，這就涉及公正，公正是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應該具有的“美德”。社會建設除了要具有平等和公正的價值以外，效率也是一個重要的價值維度。但是效率離不開社會建設領域相關事務的公共物品屬性。因此，鼓勵社會力量參與社會公共服務的供給、倡導公共精神是國家治理在社會建設領域倡導的又一價值。

國家治理的文化價值是指國家治理作為價值客體對人民文化需要的滿足和意義，具體表現(xiàn)為多樣、先進和創(chuàng)新。文化的多樣性決定了任何社會的文化都不會是整齊劃一的，紛繁復雜的文化現(xiàn)象和文化思潮是文化領域的常態(tài)。當然，文化的多樣化和價值觀念的多樣化并不意味著意識形態(tài)的多元化，多樣化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多元化。通過國家的力量推動先進文化的建設是文化建設遵循的另一價值原則，具體體現(xiàn)為文化作品的先進、文化工作人員的先進和文化工作制度的先進三個方面。創(chuàng)新主要指思想理論創(chuàng)新、文化觀念創(chuàng)新和文化體制創(chuàng)新。思想理論創(chuàng)新是指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為主線的理論創(chuàng)新，這是文化創(chuàng)新的核心，具有全局性和綱領性的戰(zhàn)略意義。文化觀念創(chuàng)新是文化創(chuàng)新的內在動力，需要處理好與傳統(tǒng)文化和外來文化的關系。文化體制創(chuàng)新是指要在整個社會范圍內，形成尊重創(chuàng)新、鼓勵創(chuàng)新的文化氛圍和相應的制度安排，這是文化創(chuàng)新的重要保證。

國家治理的生態(tài)價值是指國家治理作為價值客體對人民生態(tài)需要的滿足和意義，具體表現(xiàn)為和諧、公平和責任。生態(tài)領域的和諧具體表現(xiàn)為人與自然的友好相處。一百多年前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人類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類本身的和解”的重要命題，并把這一命題確立為人類社會發(fā)展過程中正確處理人與自然、社會三者關系的最高價值目標，這為中國建設生態(tài)文明提供了理論基礎。生態(tài)環(huán)境作為一種公共物品，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維護生態(tài)公共物品的公平性是國家在生態(tài)文明治理中所要堅持的重要價值取向，即確保任何企業(yè)和個人不會為了個人的經濟私利而對生態(tài)環(huán)境造成破壞，損害其他人享受環(huán)境公共物品的權力。由生態(tài)環(huán)境作為公共物品的重要特征，可以引申出國家在生態(tài)文明建設過程中所應遵循的第三個價值—責任，即政府負責的原則和誰污染、誰負責的原則。

國家治理中黨的價值是指中國共產黨作為價值客體對人民需要的滿足和意義，具體表現(xiàn)為廉潔、勤政和為民。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關系到中國共產黨的目標定位。廉潔是中國共產黨的宗旨和內在要求，是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的重要任務。建設廉潔型政黨，重點在官員，關鍵在制度，黨中央重拳出擊“打老虎”、“拍蒼蠅”，頒布相應法規(guī)，出臺相應法律，通過推進制度化深入建設廉潔型政黨。勤政是我黨對黨員干部的又一要求，作為黨員干部要“敢于擔當，主動作為，善謀善為”，對懶政庸政怠政、不作為的要嚴肅問責，對不敢抓不敢管、尸位素餐、碌碌無為的干部，堅決采取組織措施”。為民是中國共產黨執(zhí)政倫理的最高價值原則，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工人階級的政黨，其根本性質就決定了它的宗旨就是為民，這要求黨員要具備求真務實的作風、具有為民服務的能力和掌握為民服務的方法。